从朱红色的大门进入,迎面是一座小山丘,上面满是稀稀疏疏的树林,喧嚣便被挡在了外面。庭院里的树则更为巨大,深秋时节,树叶都落尽了,只剩下粗硬的枝干,如硬笔书画,映在天空的蓝底上。几个红透了的柿子,从东北角透出来,让人觉得这终究仍是幅水墨,想到郭沫若与国画家傅抱石的交游,这种玄想好像也不为过。
新居的主体是园子北边一栋完好的四合院,两进的宅院,坐北朝南。门楣上也有题识,是成仿吾的字,成仿吾与郭沫若的渊源更深。留日时期,郭沫若建议建立文学社团时,成仿吾与郁达夫都是首要支持者,后来发明社建立,郭沫若以极富时代颜色的新诗导致文坛颤动,《女神》也变成五四时期新诗的标志性作品。郁达夫以自叙传小说取得读者喜爱,而成仿吾则以批评见长,三人曾被称为发明社的“三板斧”。但这儿的题字较为真诚,看来勇士老年与少时狂放终究不一样。
院内颇喧嚣,时有鸟鸣。修建则白墙灰瓦,朱漆柱廊,因有回廊盘绕,故计划较通常四合院紧凑。正房是会客厅,桌椅照旧,让人幻想着郭沫若与外宾谈笑的身影;客厅东接郭沫若的单位,书橱依西墙而立,南面靠窗是书桌,或许就在这南窗下,郭沫若写成了《李白与杜甫》等晚期首要作品。天井较大,整个宅院因此显得疏阔,院里有两棵西府海棠,秋实满枝,有的现已熟透,红黄相间,算是与院外的柿子树遥遥相对。
后宅是起居室,这儿也有个小院。院中的苗圃兼做菜园,平常会种些瓜果,或许正是在这儿,郭沫若参加了家庭的“工业生产”。据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回想,在番笕供给缺少的时代,他们曾测验自个制造,“在加热的牛油中,不停地滴入火碱NaOH,一边拌和一边滴,使油碱彻底交融,冷却后构成番笕。爸爸也和咱们一同干过。”想来,较之前院的酬答来往,郭沫若在后院里的平常形状应更丰厚吧。
从四合院出来时,不经意看到西边的一幢两层洋房。尖尖的房顶,白色的窗棂,圆形门廊,颇有欧风,在外紧贴着新居的围墙,较为突兀。间隔之近,应是这宅院的一部分无疑,但却在围墙之外。只得讨教这儿的工作人员,幸亏遇到李晓虹和李斌两位旧识,经他们介绍,才晓得这栋洋房和四合院原本是一家,小洋房为王稼祥居所。但如此悬殊的个性,仍是让人疑问。
本来,郭沫若一家是1963年移居此处的,这之前曾先后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的寓所。而这个宅院的前史却要长远得多,这原是和珅的花园,后来变成恭王府的一部分,作为草料场和马厩。辛亥之后,王府后人将其卖给中医老字号“乐家老铺”作为私宅,如今的修建格式便构成于上世纪20时代,由乐氏兄弟计划缔造。乐氏兄弟中的乐达人,既通中医,又曾留学英法,通晓西学,宅邸也因此呈现出兼容中西的气候,这倒与郭沫若的气质极符合。
宅院的南边有两三间小房子,早年或为仆人居处;东南角上,是几丛翠竹,边上堆着银杏叶。在北京,秋天赏银杏是一大乐事,此刻只要落叶,看来仍是错过了些啥。但树叶虽落尽,好在秋天究竟还未彻底离去,在幻想中修正初秋的场景也还简单。我便顺着小道回头去找银杏。
其实是不必找的,是我太粗心,进园时被那棵柿子树招引去了,疏忽了道旁的银杏树。这儿有好几棵银杏树,最大的已合抱,秋天该是亭亭如盖了。更有意味的是,在银杏树下,有一尊郭沫若的雕像。与通常正襟危坐的塑像不一样,郭沫若坐着,却跷着二郎腿,双手抱膝,头微侧,较为怡然,似在欣赏银杏,又似远眺,更像是与老友叙话。
银杏也是郭沫若的老朋友了。国民革新后期,蒋介石欲脱离革新政府,郭沫若因此首先发问,写下《且看今天之蒋介石》的讨蒋檄文,旋即遭蒋政府通缉,后逃亡日本,蛰居东京邻近的千叶县,转而从事金文甲骨文研讨。也就在这段年月里,他在住家邻近手植了两棵树,一棵是广玉兰,另一棵即是银杏。50时代他重访日本时,曾特意去看过。
抗战时,郭沫若在重庆,为避轰炸,居乡时家住赖家桥。宅院里有一棵大银杏,郭沫若曾为之写过一篇散文,题为《银杏》:“秋天到来。蝴蝶现已死了的时分,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,并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。”诗意的笔,赋予了将死之秋叶以生机,金黄的杏叶,正如樱花,以全盛迎候逝世。但郭沫若之意却不尽于此,他又说银杏超然却不隐遁,这道出的是自家心思;又说银杏是东方的圣者,中国的国树,想来是欲在炮火中寻觅民族的根基吧。也是在这棵树下,他写出了《青铜时代》与《十批评书》,后来他曾想两书合印,拟想的一个标题就是《白果树下书》。
郭沫若新居共有十来棵银杏,大多数是从西四大院胡同的老房子那儿移栽过来的,但其间一棵较为特别。这棵树来得有些偶尔,有一次郭沫若带着孩子们去大觉寺玩,无意碰到了林业大学的师生,带队的朱教授领他欣赏,临走还送给他一棵银杏树苗。那时郭夫人于立群因病在外就医,郭沫若便将此树扶植在居处旁,命名为“母亲树”,以寄寓健康之意。这或与银杏自身的药用价值有关。银杏,又称白果,据《本草》说,“其气薄味厚,性涩而收,色白属金,故能入肺经,益肺气,定喘嗽。”看来,银杏除了欣赏之用,还可入药,郭沫若虽学西医,但对白果的好感恐与此也不无关系。
和风一吹,顿起凉意。深秋的日子有些短暂,从小山丘旁绕道而出,大门现已微闭。启开沉厚的木门,大街上已不再那么吵嚷,路人的脚步也仓促了。“是大作家,副总理……”身边旅游的三轮车倏然而过,车师傅的老北京话传入我耳中。文学与政治,这或许是郭沫若留给后人最深的形象吧。这些年对郭沫若大加追捧者有之,棒杀者有之,渊源也不离此二端。在平和时代对前史人物作出品德褒贬总是简单的,仅仅那一代人的革新热心,或许也像深秋的银杏叶通常,简单被人疏忽吧。
前海西街18号,是郭沫若的新居。但关于前来寻觅地道北京味的游客,他们更想体会的是后海的富贵,这儿仅仅起点。在穿过荷花商场时,李晓虹女士说,后海那家她经常去买茶叶的老店不见了,因付不起房租,只能转给做餐饮的了,她忍不住慨叹,“真怕哪一天,咱们的城市没有前史了!”但在我看来,咱们忧虑丢失的何止是前史,还有某种精力和情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