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学语文》有张中行追忆叶圣陶的文章，题目虽是《叶圣陶先生二三事》，但行公写叶老的事很多，所见所闻所感皆有，绝非“二三事”所能函盖的。说到叶圣陶先生为人和为文的态度，特别是对语文建设方面的贡献，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，重视语文，努力求完美，并且以身作则，鞠躬尽瘁，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。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。零碎的，写作的各个方面，小至一个标点，以至抄稿的格式，他都同样认真，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。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，他发现课本用字，“做”和“作”分工不明，用哪一个，随写者的自由，于是出现这一处是“叫做”，那一处是“叫作”的现象。这不是对错问题，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。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，必须定个标准，求全社出版物统一。商讨的结果，定为“行动”义用“做”，“充当”义用“作”，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，如作文、自作自受之类仍依旧贯。决定之后，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，于是“做”和“作”就有了明确的分工。
我看未必尽然，不大信服的理由是源于西南师大版小学《语文》教材四年级上册的一篇文章——第一单元的第二课就是叶老写的《三棵银杏树》，开头第一段的用语和标点就有漏洞，逻辑很不“妥帖”：
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，前边和右边沿着河，左边是人家的墙。三棵银杏树就站在那里。一棵靠着右边，把影子投到河里。两棵在中央，像两个亲密的朋友，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。
该段在无论在用语还是标点符号上都可圈可点。第一句话“屋后有一片空地”，“前边和右边”、“左边”的参照是“屋”还是“空地”?按照文本不能明了。“三棵银杏树就站在那里”，“那里”究竟是哪里呢?这里涉及的地点有三处：(屋后)空地、(前边和右边)河边、(左边)墙根，按逻辑惯例前溯，无法准确判断;按语用近指原则，当为院子左边的墙跟儿;但从后边的补充说明来看又不尽然，原来这三棵树“站在”屋后空地上(所配的插图也是)。语言的逻辑层次无可挑剔，但标点符号的不当使用则造成了语法错误(指代不清)。如果把“空地”后边的逗号改作冒号或将“那里”后边的句号改为冒号，“河里”后边的句号改为分号当更妥当。当然，根据文中的意思，标点符号还有其它值得商榷的用法，在此就不再赘言。
课文第三段牵涉到叶老倡导的课本用字的规范问题：
三棵树的主干都很直，支干也是直的多，偶然有几支屈曲得很古怪，像画上画的。每年冬天，赤裸的支干上生出无数小粒。这些小粒渐渐长大，最后像牛的奶头。
文中树木的“枝干”全部写作“支干”，大致不差,，因为是相对于“主干”而言的。值得商榷的是“偶然有几支屈曲得很古怪”这句话中的“几支”就值得考究了，似乎写作“枝”更好些。在先生所处的时代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起步伊始，原本无可非议。关键是作为现行的教材，用字应当力求规范，后边编选的两篇课文就写作“树枝”或“枝叶”。同一册课本表示“树枝”意义的“枝”字却出现了两种写法，很容易给学生造成粗枝大叶的毛病。类似的错误在其他教材里还有不少，比如“姐夫”、“舅父”的写法了无争议，而“姑父”和“姨父”就有写作“姑夫”、“姨夫”的;行公上文中的“妥帖”也有写作“妥贴”的;“遮荫”也写作“遮阴”(见本册教材)的;“函盖”也有写作“涵盖”的;“其他”(物事)有的写作“其它”;“柴禾”也有写作“柴火”(见本套教材)的......似这等“叫作”和“叫做”式的问题，以行公的见解，显然“这不是对错问题，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”，叶老也曾经明确指出“这也不应该，必须定个标准，求全社出版物统一”。在语言文字标准化甚至依法(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》)相约(偏偏还可以写作“以法相约”)的情况下，作为文化通识的教材，实在应当作出排他的规范用法。
另外，叶老在这段中还写到:“每年冬天，赤裸的支干上生出无数小粒。这些小粒渐渐长大，最后像牛的奶头。”童心童趣盎然，但似乎太过夸张了!说句实在话，银杏树作为经济林木和园林绿化树种，在全国各地都有广泛的种植和栽培，河南南阳也有很多、很大的银杏树。我的院子里也有几棵，从冬到春，自春历夏，我曾缘此刻意观察，但一直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芽头!可能在叶老的童年老家(若实指则为江苏苏州)，银杏树的芽头真的有“牛的奶头”那般大吧?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套语文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，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。根据课本的体例看，“选作教材时有改动”的都已注明，但这一课只注明了“作者叶圣陶”，看来这错误的责任大概要由叶老担承了。出于对叶老的敬重和对时下的疑虑，我还是仔细检索了叶老的原文，发现改动的地方有七八处之多，多数是有道理可讲的，然第一处错误实由教材的编写者自以为是的改动造成的，因为叶老的原文是：
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，十丈见方，前边和右边沿着河，左边是人家的墙。三棵银杏树站在那里。一棵靠着右边，把影子投到河里。两棵在中央，像两个亲密的朋友，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。
叶圣陶先生重视简洁，行公在文章中引用叶老的原话：“你写成文章，给人家看，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，意思没变，就证明你不行”。这里，编者删去了“十丈见方”四字，话语主体变得模棱两可，由于陈述的主体模糊不清了，造成了指代不清的逻辑语病。四字的有无干系甚大，高下得失昭然若揭，谁“行”谁“不行”不言而喻——不由得暗暗佩服叶老“写话”的炉火纯青和编者弄文的粗疏浅陋了!
教材是国民精神和文化通识的重要标尺，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基本载体，它是最具影响力、发行量最大、最据权威和经典意义的国民读本。《三棵银杏树》的乡情记忆、童心诗意以及写话造诣令人感佩，作为课程资源的素材本身无可非议，但教材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，其经典价值、示范作用和导向功能不容等闲视之，因此编写教材更应当慎之又慎。
